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事件（以下简称“富士康诉讼”）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焦点。日前，因不满媒体报道劳工“超时工作”问题，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和编委提出高达3000万元的索赔，并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人的个人财产。

    高调、诡异的罕见起诉案

    而据深圳方面最新消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已经解除了之前因富士康起诉而对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翁宝及王佑个人财产的冻结；同时将诉讼标的由之前的3000万元降为1元，并且将诉讼对象由之前的起诉个人改为起诉第一财经日报报社。

    富士康案3000万索赔降为1元

    我们现在很难确证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压力使事件出现如此大的变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近年来，起诉媒体和记者的案件不少，但如此高调、如此诡异、如此轰动且富有戏剧性的却十分罕见。

    作为长期关注司法制度尤其是新闻法治的学者，笔者认真阅读了富士康起诉记者事件的迄今为止的所有资料，了解了“富士康诉讼”来龙去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令人忧虑的结论：富士康起诉记者事件凸显了当前中国法治“亚健康”的诸多症状，是近年来中国法治“亚健康”综合征尤其是新闻法治和司法制度积弊的个案显灵。

    我个人认为，“富士康诉讼”至少暴露了当前中国法治“亚健康”的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打着法律旗号的“阳谋”

    诉讼权的滥用和恶意使用问题。拿起“法律武器”，在中国法治语境中是个值得欣赏的褒义词，富士康与记者打官司本来无可厚非，但在“法律”真的有可能成为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成为打压新闻舆论监督的合法工具的特殊背景下，这种官司也就非同寻常。诚然，诉讼是富士康依法享有的权利，诉前财产保全也是富士康依法享有的权利。但是，以报复、打压、恐吓、威慑为背景的恶意诉讼，是要受到舆论谴责的，也是终究得不到司法的支持的。

    表面上，富士康以名誉权受侵犯为由提起诉讼，巨额索赔，是依法维权之举，俨然学法用法、依法维权的标兵，实则有明显的恶意诉讼之嫌。富士康一开始狮子大张口，张扬的是财大气粗的霸气和淫威。是打着法律旗号的对新闻监督的“阳谋”。诉讼成为富士康应对企业危机的策略，成为回击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被告在民事诉讼中有反诉的权利，富士康的起诉的确在客观上对两位记者构成精神损害，因此作为被告的两位记者有权提出反诉，要求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司法领域积弊凸显

    司法的急功近利问题。在诉讼费按诉讼标的一定比例收取的条件下，天价的诉讼标的必然给法院带来可观的诉讼费收入。人们会很自然地质疑：对诉讼标的高达3000万元的“富士康诉讼”，深圳中级法院如此高效率地立案、如此迅速地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如此信誓旦旦地承诺快速审结，这种少见的高姿态难道真的与司法的急功近利无关吗？我们相信，这种质疑并不会因为标的从3000万元改为1元而有所缓解。

    司法的形式主义问题。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在行政系统的语境下使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词语。其实，只要是公权力运作的环境中，都容易存在所谓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都容易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幽灵栖息的地方，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诚然，司法诉讼是程序性和形式性很强的专业活动，但程序正义必须与实体正义有机统一，恪守程序、讲究形式但不能蜕变为形式主义。深圳中院声称记者遭索赔案程序无误，认为此案“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据《南方都市报》8月30日报道）。人们难免要质疑：所谓的“程序正义”，是否正在蜕变为形式主义乃至司法领域的某种官僚主义？

责任编辑:冰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