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李平 北京报道

　　在一期研究报告面世4年之后，10月21日，由两院院士吴良镛领衔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二期报告》高调出台。

　　1999年，包括吴良镛在内的几位老教授酝酿了几十年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首次开题。

　　这项民间努力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三年后的2002年，一期研究报告发表，其影响力很快就在之后的建设第二机场、滨海新区开发以及京津冀地方发展规划等重大决策中得到了体现。

　　那么，二期报告又提出了怎样的新思路？对于诸如第二机场选址这类重大课题，有怎样的建议？报告会对京津冀地区下一步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10月25日下午，吴良镛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区域协作“潜流暗涨”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注意到二期报告中用“首都地区”取代了一期报告中提出的“大北京”概念。为什么呢？

　　吴良镛：一期报告中的“大北京”概念，本身是中性的，就像美国有个大纽约区，没有褒贬的意味。但是北京很特殊，附近就有个天津，这样一来好像我们是有意要抬高北京的地位。天津就不高兴，有一次我到天津讲演，当时的天津市长就委托一位常务副市长向我提意见。所以我们这次就用了“首都地区”这个概念。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都认为，行政区隔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大的障碍。您怎么看这种行政分割？

　　吴良镛：环渤海地区的行政分割确实是比较严重的，但我觉得随着这个区域整体经济水平和开放水平的提高，相互协调合作的趋势是不可遏制的。我在报告中用了一个词，叫“潜流暗涨”。

　　事实上，这几年环渤海地区在建立协调机制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像2004年2月的“廊坊共识”，5月的“北京倡议”，6月的环渤海经济合作联席会议，以及商业、生态保护、交通设施等很多方面，还是展开了一些实质性的合作。

　　各自为政、以邻为壑，这是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个一定要改变，但这肯定需要时间。

　　经济观察报：二期报告中关于大滨海地区规划、一轴三带发展格局、北京新七环规划等设想，都是跨越行政边界的。关于打破行政区隔您有什么建议？

　　吴良镛：我们不赞成动不动就提机构调整、行政区重新划分，因为重划之后会产生新的苦难。

　　我们的想法是，只要这个方案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我们就提出这个方案，而不去考虑经济上、政治上的边界。

　　怎样找到突破行政分割的突破点呢？我们提出的建议是，通过战略性的项目拉动区域合作，每一个项目都会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他们不得不相互合作才能进行下去。这样积少成多，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依赖性，就可以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协作机制。

　　澄清首都第二机场选址

　　经济观察报：一期报告中您就建议建设首都第二机场，为什么？

　　吴良镛：现在的首都机场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有人预测，到2020年京津冀北部地区航空客运量将达到1亿至1.5亿人次，扩建后的首都国际机场在2010年左右将会达到最大设计容量。建设一个新的大型机场已迫在眉睫。一个机场的建设周期是十年，再不抓紧就会出问题了。

　　另外，从空域、地面、环境噪声污染等角度考量，首都机场现在的位置也不适宜，不可能再做大规模的扩建。

　　经济观察报：那么关于首都第二机场的选址，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吴良镛：机场选址是一个很复杂、很专业的问题，需要统筹考虑天上、地面、地下的很多因素。从城市发展战略来讲，我一直在努力推动第二机场选址在京津走廊上。

　　在这片区域建设一个大型航空枢纽，不仅可以解决航空能力的问题，在地面上，这个机场还会带来相关产业和城镇成长的机会，形成一座大型的航空城，有利于疏解北京和天津中心区的城市压力。

责任编辑:冰晶